必高矣，而以下为基夫。

尚贤，国家的政治基础是选贤任能。所以，纠错机制类似摆动运动的波形轨迹的基点和基线就是法精神利人最大化的节点和节线。

包含原则、准则、法则、标准、准绳、规律、方法、方式、手段、途径、道理、法理、自然之理、伦理、道德，逻辑等等，一切具有界定、判断或路径意义的内容。以兼易别就要实行兼相爱，交相利，即人与人平等互爱，平等互利。规，法规，具体规则与行动方法。多出来的外汇应该用于进口国外商品或资源。墨家还建立一整套修养身心的方法，主要包括去辟、修身、染当，对于政长还包括亲士用人、重备避患，等等。

钟鼓之乐需要庞大的乐队和青铜乐器，非王公大人不能拥有。既然是法则，就有绝对或相对的稳定性。而相对于天，人只有相对理性、相对正确、相对真理。

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非乐上》）其次，王公大人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必不能听狱治政，故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总体上可能就达不到利民的最大化。《说上》论证，取此择彼，问故观宜。

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牛马。今若天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

不可亏夺民衣食之财……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比如，曾侯乙墓，包括大型青铜乐器在内，乐器竟多达几十种之多。墨家基于实践精神与法精神，运用思维法则——逻辑获取了丰富的多学科的科学知识，这些知识就包括具有法则意义的定义、定理、公理、原理，规律、规则，原则等等。墨子还认为要禁止侵凌私有财产行为，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然即当为之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天下之乱也，将安可得而治与？即我未必然也。

所以，墨子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比如，什么样经济制度是符合法精神的？墨子认为必需维护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杀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天志上》）。（《非攻中》）以历史可以知未来，以显现的可以知未显现的，以历史人物为鉴可以知得失吉凶祸福等。

名实耦，合也，志行，为也，等等），而且首次将志行而为列为知识的一环。比如，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行动方式、思维形式、工作手段、是非对错、治乱利害、暴恶良善、义政力政、道德高下、男女之情、法理、言语文学、风俗习惯成文与不成文法律规章条例的制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等各种制度，等等。

多出来的外汇应该用于进口国外商品或资源。风雨雷电、四时变化等自然力量与人是形而下者，是天志的直接执行者。

或购买国外科技与服务，如高端技术、教育（外派留学生）等等。包含原则、准则、法则、标准、准绳、规律、方法、方式、手段、途径、道理、法理、自然之理、伦理、道德，逻辑等等，一切具有界定、判断或路径意义的内容。墨家的知识体系很丰富完备，包括：知识结构与内容（名、实、合、为《经上》。取法相同，实质不同，则导致取巧而谬误流传曾、孟之孝治思想……其贼仁不已甚乎。在《与孟尚书书》中，韩愈更是明白点出了孟子超越他人的精详之处：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

唐代韩愈第一个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事实上，在孔子的门生中，其言似夫子的有子便指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周公虽然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家，但作为儒家的思想先驱，他已经论及了孝和仁的问题——虽然对二者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一方面，他只是在予仁若考（《尚书·金縢》）的自我评价中，单纯提到了仁这个字而没有加以阐发。结果，以血亲之孝作为人伦道德的本根基础，便成为了儒家思想的一大独具特色。

2.张岱年曾指出："墨子最崇尚义，孟子的注重义，将义与仁并举，大概是受墨子的影响。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正像墨家的兼爱和公义观念、佛教的慈悲和平等观念一样，孔孟的仁义观念在不可坑人害人，应当爱人助人的内涵上与来自西方文化的自由、平等、人权观念也是内在一致的，充分体现了尊重每个人应得权益的交叠共识，凝聚着人类在道德领域尤其是正义维度上的终极底线。

只是强调孟子的普遍仁义观念在排佛抑老方面的理论效应的韩愈和宋明儒者，当然就更不可能跳出这种悖论性架构而否定传统儒家的血亲情理精神了。从这个角度看，在孔子去世之后的一千多年间，虽然献身儒学的人士难以数计，却只有孟子一人真正原创性地发展了孔子的爱人之仁观念，不但将其推扩到无不爱的普遍性之端，而且还将其与不害人之义内在地结合起来。不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或许是下面的事实：尽管《四书》中也收录了据说分别为曾子和子思所撰的《大学》和《中庸》，尽管他俩都是无可争议的孟子师长，并且与孔子的关系应该说更直接更亲密，但两千年儒家思想史上独一无二的亚圣桂冠在经历了一番曲折之后，最终还是以舍我其谁的方式落到了只能算作孔子远房弟子的孟子头上。毋宁说，他早年就积极推崇仁者爱人的伦理观念，晚年也没有放弃君臣父子的宗法思想，两者在其理论架构中始终保持着悖论性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不但没有提到与孔子关系更紧密、同时身为孟子师长辈的有子、曾子、子思等人，而且也以不屑一顾的口吻贬抑了当时颇有名气的荀子、扬雄等人。其次，他不仅把仁义道德的实质内容统统归结为孝悌，主张仁之实，事亲是也。

9.见刘清平：《忠孝与仁义--儒家伦理批判》，第333-382页。孟子主张以孝治天下，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

众所周知，韩愈撰写《原道》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排佛抑老的途径维系传统儒家的正统地位。首先，孟子特别强调了仁者无不爱（《孟子·尽心上》），从而无所不包地展示了仁爱针对每个人的群体性内涵。

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等命题，将孝悌凌驾于泛爱众之上，要求人们在出现冲突的时候不惜以放弃普遍性之仁为代价也要维系特殊性之孝，结果实质性地违反了他自己确立的志仁无恶的道德标准。首先，他把爱亲敬兄说成是人们生下来便拥有的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从而无需诉诸子生三年的血亲事实，就充分彰显了孝悌规范的天经地义。对此他们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其次，他还明白主张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从而通过仁义一体的途径，有效地弥补了孔子没能自觉指出仁爱以不害人为前提的理论缺失。

同时，颜子虽然在践履仁德的方面十分突出，据说出自子思之手的《中庸》虽然强调了仁者人也，但他们也都缺乏足够扎实的理论建树。相比之下，只有在普遍性仁义的问题上，他才真正以独树一帜的方式实现了理论上的原创性突破，不仅实质性地超越了偏重亲身践履、缺乏观念建树的颜子，不仅实质性地超越了重视孝超过仁的有子、曾子、子思等人，而且还实质性地超越了儒家的开山鼻祖孔子本人，因此属于最明显最深刻的发孔子所未发。

不过，这种借鉴并不足以抹煞他自己对于儒家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更有甚者，他还通过赞美大舜圣王在瞽瞍杀人的情况下将其窃负而逃（《孟子·尽心上》）、在弟弟无才缺德的情况下将其封之有庳（《孟子·万章上》）的举动，要求人们在出现冲突的时候为了维系本根至上的慈孝友悌，不惜否定恻隐仁爱的伦理规范，乃至从事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等腐败举动，结果同样实质性地违反了孔子确立的志仁无恶的道德标准。

有鉴于此，我们要找到孟子何以成为亚圣的内在原因，自然也应当首先从作为儒家命根子的这两个支柱理念入手。孔子一方面从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的角度出发，颇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子女理应对父母尽孝的血亲理据，另一方面又直接继承周公将孝视为元善的看法，反复强调了它在道德生活中的源头意义：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